欧美国家工业自动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，其时正是工会力量强大、福利国家鼎盛的时代，但工人也未必能坐享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好处。而当前中国的“机器换人”运动，主体是半无产化的农民工，那工人对此有什么反应？工人的声音在哪里？
 

 

　　我在珠三角的调研发现，受主流思想的影响，大部分工人认为“机器换人”代表着时代的“进步”。他们认为自动化后，工作变得轻松，有毒有害的岗位可以由机器人顶替，并且生产效率也提升了。小刚，一个从2003年起就开始在东莞某电子厂打工的农民工，认为只要政府做好资源共享这一块，“机器换人”就会是件好事：
 

　　“就像我们种田一样，开始不是机械全是人种，一百个人种的，不够一百个人吃。但是后来，两个人种的，就够一百个人吃的。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在种田，但是我们有饭吃……可能要很少部分的人来工作。但是，它产生的效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。”
 

　　但是，也有不少工人看到技术的两面性，担忧自己不仅无法分享“机器换人”所带来的红利，反而成为受害者。比如，在一些仍需要熟练工人的行业，如家具、汽配等，自动化所带来的去技术化效应十分明显，工人瞬间失去了之前对劳动组织和分工的控制。比如，某自行车头盔厂，在实行自动化之前，手工剪切头盔外壳至少需要六个月才能养成技能，使用机器臂后，工人三天就可以上岗了。

       调研中无论是引进机器臂还是数控机床的车间，工资的计算都从计件改为计时，这其中的原因很明显，因为生产的快慢不再由工人的熟练程度或者工作积极性所决定，而是由机台的标准工时所预设。比如，某电子厂的工人认识到：“之前是人控制机器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干活，之后就变成机器控制人了。”这意味着工人不仅无法通过“赶工游戏”来体现自己的自主性，连使用“弱者的武器”来进行消极怠工，也变得十分困难。